当前位置：上海书城网上书店 / 叮当网上书店/正文

寻找北京原住民:北京市井民生相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是不是北京人。在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问话中,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在这个城市不同的生存状态给出自己独有的答案。但是,究竟谁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呢? 我们希望找到北京的“原住民”,得到一个答案,并从他们家族承袭的历史中看到北京城的历史变迁。老爷子和他的鸟很久以来,在我每天出门见到邻居的时候,大家似乎都有着一种默契,彼此的眉眼中传露出一种“自己人”的目光。因为我已经被认同是北京人,与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来自外地的租房者不同。我想似乎我也应该责无旁贷,接受这一种地域观念带来的情感交互。但又想到,我比现在年轻20岁的时候,初入京城,在北京人的眼光中彷徨迷惑的时光,心里总是无法释然。到底谁是真正的北京人?近年来传媒中无处不见的“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河南人”……之间的争执只让我知道,一些人以自己是“北京原住民”为荣,而另一些人则对“北京土著”嗤之以鼻。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应该去寻找更加本原的东西。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谁是北京的“原住民”。 “一根筋”的北京人在蒲黄榆的“老五爆肚”店,我遇见了三个老北京。我看他们是老北京完全出于寻常的判断,用一口北京腔纵论天下,间或带出一些犄角旮旯的只有北京人才知道的人和事儿,彼此兄弟相称,悠闲而且客气。满脑子是“原住民”的我本能地瞄上了他们。几句搭讪,排除了我要与他们谈“投资”的可能性以后,陌生和戒心一起消解了。李子河看着和气,李志强是一副什么都不吝的样子,大胡子王凤春看上去则很有几分豪气。 “要聊这个可就远了去了。”李子河想想说:“我给你出一主意,上什刹海,就那些提笼架鸟的老爷子,跟他们聊。跟我们聊吧,也就说点儿皮毛。”三个人里,李子河的祖籍是山东招远,父亲在解放前来到北京;李志强祖籍是天津的,也是父辈才来北京,都是“旧社会学徒的,给人受苦受累。”李志强的见解是:“真正祖籍在北京的人还真不多,两三辈儿是北京人就不错了。要说老北京,还得是旗人。” 王凤春显然也认为自己是当然的老北京,但说起家世,还是不免有点含糊:“在北京至少有五六辈儿了吧,老家在广渠门那块儿,祖籍在哪儿说不太清楚。” 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更多有价值的讯息,但第二天,大胡子王凤春就帮我约了一位正黄旗的后裔赵永泉。在北京公交驾校工作的老赵50多岁,身体壮实。他平伸出左臂,握紧拳头,展示自己的一根直筋:“真正的满族人,就是一根筋!拿过来满族人一看,不用跟我打岔儿,一根筋就对了!”我照葫芦画瓢,在自己的手腕上看到暴起的两根青筋。老赵随后撸起裤管:“我的腿谁看了都说细。我比你壮多了,粗细跟你差不多,知道为什么吗?祖上骑马骑出来的!”而对满人的习俗,老赵也给了我一个形象的说法:满人干净、理儿特多。这些理有好的,比如和气礼貌尊重老人;也有陋礼,早晨起来刮舌头、漱嗓子、咳嗽之类的。老赵说他的祖上是清朝皇宫里管物资的总管,管理全国给皇宫的供品,管皇帝的赏民。比如赏给南方的黄金白银,可赏蒙古人,就是盐、茶叶、酱油;满人生了孩子,男孩赏一袋小米、十两银子,女孩就赏一袋小米。做过了宫内的主管以后,赵家开始走向没落,清朝以后赵永泉爷爷辈的哥几个都改了姓,各奔东西。“有一个不争气的,就看菜市口那个杀人的虎头铡,真是没落了,没的干了!”老赵的父亲解放后在公安部当油工,还当过劳模,一生知足。老赵追述父亲70多岁时和他闲聊,想起前世族人寿命之短,感慨道:“我活这么大岁数,已然是‘欺祖’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游走在民间、街头寻找北京“原住民”的下落。在这样的经历中,你能感受到北京人的热情、讲理和大度,他们会给你出主意,会在自己的朋友里帮你寻找,最后我与他们也都成了朋友。但对我的目标,就像大海捞针,很难有真正的收获;即便遇见在北京居住很多辈的老北京,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他们也很难有一个能经得起考证的说法。什刹海的“老” 但我也没有忘记李子河出的主意。李子河的脱口而出起码说明,许多普通北京人的情结就是什刹海,就好像上海人的城隍庙,苏州人的盘门。从北海后门向北,透过几棵疏散的古树,一汪湖水现了出来,湖水发散着一层薄雾,蒸托着远处高大古朴的钟鼓楼。这就是什刹海。我开始安步当车。顺着湖的左岸,越往里走,身上越感到一阵阵清爽的凉意。周围越来越静,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更确切地说是老人多了起来,几乎全是老人。有拄着拐杖立在湖边的,有坐在躺椅上在树荫下纳凉的,有三五个人一起聊天打牌的。间或会有几位中年人,也有些谈情说爱或服侍老人的年轻人,但老人占据着这儿的大多半“江山”,我仿佛到了一个老人国,北京的“老”仿佛就老在这里。走累了,我便歇下来。旁边有位老人,60多岁的年纪,身体已经明显发福了,上身穿着那种老北京的府绸无袖汗衫,下身是宽松的绸灯笼裤,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看水。没等我坐稳,他却开了口,问我是不是外地旅游的,一口有些缓慢但不乏清脆的北京腔。我看他面善,又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正好是个聊天寻古的“老北京”。没等我开口问他的身世,他便告诉我他从小就住在这水边上。“其实呀”,他讲,“当初皇上进北京的时候,就看上了这儿的水。元朝盖大都,明代盖北京,街道一直横平竖直,只有什刹海例外。这什刹海只是中间的一段,北边连着后海,南边连着北海、中南海。北海、中南海一直是皇上家的,惟独这什刹海和后海留给了老百姓。所以这儿的人忒多,而且离市场近,热闹。那边那个,”他一指北边的鼓楼,“听老人讲,过去老北京报时,听的就是那儿的晨钟暮鼓。”如今,胡同旅游让这儿火了,蹬三轮的差不多都是山西的。看讲得挺多的,我也感觉熟了一些,就问他:“那您祖上一直住这儿吗?到您这儿第几代了。”“我们祖上先前也不住这儿,我爷爷12岁从河北老家来北京学徒,本来一直住前门边的草厂,那儿都是些手艺人、生意人、劳动人民。到我小时候就跟着大人到这边来住了,一住就60多年。去年我的大小子在北边买了房,把我给接那儿住去了。今儿有点儿闷,就让他开车送我到这儿透透气。这儿的房子卖了,现如今也不知住上谁了。” “那您的儿子呢?怎么不陪着您。” “他们到那边的茶馆去了,那儿热闹。”他指向湖的对面,又放下手,仿佛热闹的只是他们。此时,对岸的什刹海已经变得人声鼎沸、意乱情迷。前门的主流商人什刹海的百姓多跟离市场近确实关系很大。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闹市是早年北京的一景;但清军入京后,顺治宣布内城的汉民必须限期搬到外城,北京便又有了新格局。最初的“前朝后市”不见了,最大的市场从地安门至鼓楼一带挪到了前门外。在从前正方形的城圈里,皇族文化和平民文化混杂在一起。这一回两种文化分流了。汉族的平民百姓移居到南城,借助前门的兴盛迅速发达起来,来自全国各地谋生的小商贩也归流入南城。于是,前门平民文化圈开始滋生和发源,并迅速向着整个南城流淌。而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就在今天前门大街西侧的大栅栏。现在我去大栅栏的目的通常只有两个,去同仁堂买药或者去张一元买茶。当然,它们也是这条街上最著名的老字号。那么,它们的创始者会是北京“原住民”吗?专家的答复和看到的资料很快就打消了我这个念头。因为同仁堂的肇始之祖乐显扬和张一元的创始人张昌翼,祖籍都不是北京。乐氏祖籍在浙江宁波慈水镇。几百年前,江浙一带一位穿布鞋披布衣,与村人相处融洽,既治病救人,又闲话家常的老郎中被当地人称为“乐家老郎中”,他就是乐家的祖先。乐氏有很强的宗族意识,宁波乐氏始祖乐人规为了不让乐氏宗族失序,纂修了乐氏宗谱,并以乐汝贞为第一世祖。在宁波居住繁衍了31世以后,明永乐年间,乐家才有人迁往北京。经过乐氏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四世乐显扬成为清朝太医院的吏目(掌管御医的高级医官),完成向正统中医药转变的使命,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乐显扬于康熙八年(.时,父亲为他作诗“八百年前帝子家,天兴末年返天涯”,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从这里算起,王老排为东归二十六世。以后,东归十四世鲁克素归附努尔哈赤,编为镶黄旗。吴三贵请清兵入关时,完颜氏“从龙入关”,再次进入北京。作为金朝皇族,完颜家族受到清朝历代皇帝的格外重视。经历了一系列显赫的外放作官后,到道光年间,从东归二十二世麟庆时,完颜氏便一直定居北京,直到王老这一代。完颜氏在北京的老宅就是位于亮果厂、名噪京华的半亩园,这里是他的曾祖崇厚从大戏曲家和诗人李渔手中买下的。但王老没有感受过半亩园小巧玲珑的楼轩台榭和小桥流水间的夹石作瀑,以后完颜氏搬到了汪家胡同,盖了寸园。王老就出生在寸园,一直到13岁。那时王老被称为少爷,而且按照满人习俗,后来有同辈人结婚,就升为了六爷。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楼台殿阁、有山有水,297间房,王老父亲哥四个,一家一个四合院。而寸园的东院是一个大花园,有月牙河、影堂,东院大厅前是七间小厅,出门就可以攀上楼阁,还有竹房、水座上的四角厅,相当曲折……解放后一两年,寸园很便宜地被海军买走了。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寸园已经不复存在,王老无比惋惜:“盖了楼了!” 但家族给予王老更多的是开明的思想。曾祖崇厚与李鸿章、奕忻、张之洞共办洋务的经历使他的家族更加新派,学习外国的东西比较多。“我们这一支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很多满族的习俗,我们很尊祖,但决不再是满口‘吱喳着是’”。从王老的父辈起,他们的家族就是单传,王老兄妹四人,就他一个男孩;而王老的儿子王昊,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考虑过家族传承的问题吗?”我问王老。王老对上五年级的孙女王轩显然十分疼爱:“我和儿子都没有这个思想,我还偏重比较喜欢女孩。” 王老每周都要去看和妹妹住在一起的母亲。他向南穿过酒吧街,走不远就可以坐上701路公共汽车直达玉海园。也许这就是天意,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博亚的家也在玉海园。找不到的“原住民” 从王老家出来,我寻找北京“原住民”的历程就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在辽代或者更加久远的年代里,无论北京是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共同居住地还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都会有他们的后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存至今;在已经过世的石继昌先生的著述中,曾经记载了耶律阿保机的后人在北京的情况,但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世,历史传承的断裂,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他们的后人。但我并没有失望的感觉。也许今天会有他们的后人看到我们的文章,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们寻访北京“原住民”最精彩的结局。我忽然很想再看看寻找钱家时走过的胡同。过了紧挨薛家湾胡同的北桥湾街,我漫无目的地在胡同中穿行,其间的生活气息很亲切。只不过10多分钟,我就到了熟悉的鲜鱼口,从这里我就知道怎么去大栅栏了。到张一元买了半斤六安瓜片后,我吃了小肠陈的卤煮,路过梅园乳品店,又有我最喜欢的当天制成的鲜奶酪。我心满意足地望着前门牌楼,感觉我是真正的北京人。一个熟悉北京,接受北京的人,无论他来自何方;同时,北京也包容了他、容纳了他。那么,他当然就是一个北京人。最后,我必须要做的是澄清概念。在寻访北京“原住民”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少有学者对这个话题进行研究,最后发现是因为我犯了一个无知的错误。在今天,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土著”,都有其特定的意义。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对原住民的定义是:“指原先生活在某一地区、但被后来者征服的当地居民。尽管这些居民依然在当地保存着自己的特有文化,但他们在社会经济和其它方面都继续面临种种歧视。”而对于“土著人”,国际法上尚不存在任何普遍接受的定义。联合国土著人口工作组为工作便利给“土著人”下了一个相当长的工作定义,主要内容是:“土著社会、土著人和土著民族是指承认他们自己是被征服的领土上原始居民的后裔,他们自己认为他们与主流社会是不同的,他们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形式、社会机构和法律制度将祖先的领土及族类特性维护、发展并世代相传,他们要保持祖先的土地、文化、语言等的历史延续。” 因此,在理论的层面上,今天的北京,并不存在“原住民”或“土著”。我借用了这两个概念,而最后要说明的就是,我无法找到北京“原住民”、北京“土著”,因为他们生活在我无法分割的北京层层叠叠积淀起来的历史之中。

乌鲁木齐考证书店

寻找北京原住民:北京市井民生相

相关阅读: